当前位置:首页 > 横阳人文 > 史事钩沉
宋恕《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》评析(一)

光绪辛丑年(1901)五月十八日,宋恕从上海到杭州,被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聘为汉文总教习。杭州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前身,系光绪丁酉年(1897)杭州知府林启所创办,“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”,为维新变法时期成立的一所新式学校。

庚子年(1900),宋恕原在上海求志书院任教席。翌年二月初,回瑞安奔岳父孙锵鸣之丧。五月初八离瑞,抵沪后知求志书院一席已被人夺去。后由友人陈介石推荐,转杭州求是书院任教,每月脩金四十一元,教授高材生许寿裳、李炳章、施霖、戴克敦、沈祖绵、张德骧、史久光、厉家福、汪万峰、孙懋及郑、吴等十三人。

据学生许寿裳印象,老师是“魁硕,貌古朴,多须髯,两目幽郁若失精,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”。第一次命题作文,题曰《言志》,“集高等生,出《言志》题,使各作文一篇,以察其志。”许寿裳答谓志在救国,吸取新文明,推翻旧制度。”自谓文辞幼稚,不值一笑,然文中警句有“二千年之专制,痛甚欧洲;廿世纪之风潮,定来东亚”,受到他“施以密圈,大为奖许。”又因札记一条受到其师的表扬,于是感叹道:“生平粗知学问,盖自兹始也。”

其教法“重个性,主自由,取法象山,限规不立。经史子集,任择从事。循循善诱之功,非庸师所能企及”。于是学生“天性各适,思境大辟”。他“须每日坐讲堂二点钟,批阅高等学生之作业,月阅两回课卷”。学生喜欢经常到他的房间里,“接谈答问”。著文《戒高空》,确定“此时此方教育宜引诸生由卑实适高实,不宜引诸生由高空适高实”。他认为议论有四大种类:“曰高而空,曰卑而空,曰卑而实,曰高而实”。应逐步由“卑空”通过“卑实”向“高实”发展。

许寿裳回忆说:“老师实一伟大革命之学者,特以秉性周谨,语有分寸,不肯明斥满清。然其雄辨之口,滔滔不绝。力举专制政治之下,士大夫之如何无耻,社会之如何黑暗,民生之如何疾苦,国势之如何陵夷,揭发事实,皆所未闻,穷形尽相,俾同目睹。故虽不昌言革命,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一日缓也。”他勉励学生要“重逻辑,尊哲学,沟通文理,斥宋学之空疏,摈汉学之繁琐,学推求是,无论新旧”。

宋恕在求是学堂任教仅四个月,中间隔个暑假,住老友贵林官署。九月间,学校因“罪辫案”发生风潮,主角是史久光。史久光是江苏溧阳人,祖上也做过清朝宰相,本人却是个“乱臣贼子”。那年暑假做一篇《罪辫文》作文,史久光看同学做的作文斥责清朝,还嫌文章里“本朝”两个字不行,给改作“贼清”,被人告密,请巡抚查办。巡抚还算厚道,最后平息了这件事情。因为是宋恕所教的学生出事,又与书院中新旧两党意见多相左,因此萌发去意。这时书院正改名浙江大学堂,总理陆懋勋辞职,劳乃宣继任监督。劳,桐乡人,笃信程朱理学。因宗旨不合,宋恕于“孟冬辞席,诸生留,不可”。

是年十二月患温病,至壬寅年(1902)正月仍病,在杭城日文学堂寓所共卧病两个月,幸由日本女医师今川悉心治疗和好友贵林每日看视,始愈。求是诸生经常来问候,深感厚意。病痊将离杭,作诗八章留别,“约素旨,致忠告”。诗小序自署“不党山人东瓯宋恕平子”。诗稿于二月廿四日謄毕,包括自注共1870字。三月十一日印就100份,次日“字赠”许寿裳等诸生,并分诸友人。沪杭各界名流亦陆续索取,乃加印500册分发,在当时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。这是继丁酉年(1897)十二月上海千顷堂活字本《六斋卑议》刊印后,宋恕在世时刊印的第二份作品,也是刊行的最后一份作品。

2007年,浙江大学隆重纪念110周年校庆,出版《百年求是丛书·学术浙大》一书,特意将宋恕这首《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》列为第一篇。编者认为:“宋恕的这首长诗,虽然现在看来不属‘学术论文’的范围,不过,如要追寻早年浙大——求是书院时期学长们的代表作,却非这首诗莫属。也就是说:所谓‘求是’精神,最早就能体现在这首诗中,它不独教诲学子以‘求是’的精神和学脉,而且又论述了一部晚近的浙江文化精神和学术精神,是为薪火,当今浙大学子不可不知,更不可不予以承继。”这篇组诗内容宏富,言简意赅,尤其最后两首论浙江思想家王充以及永嘉学派、永康学派巨子,直至明清以来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,“专举吾浙先哲以切勉焉”,是浙学精神之所在,更是求是精神的集中体现。文辞显得深奥,为了便于理解,以笔者所学,并得陈镇波先生生前指教,今予以肤浅的评析。

 

 

 

 

一、来杭一半为西湖

 

宋恕《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》序称:“作诗八章留别,约素旨,致忠告,末二章则专举吾浙先哲以切勉焉。”对乡邦及学子的拳拳之心、殷殷之望,表现无遗。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一、二两章,回顾了四个月来与学生朝夕相处的融洽情景,表现了临别时依依不舍的离绪,以及对学子们的深切期望。诗曰:

教术深知世所迂,来杭一半为西湖。何期诸子不相鄙,乃先生能举隅。夜夜共谭心物理,朝朝同对文质书。菊残桐尽拂衣去,别意王、吴未易图。(一)

六旬危疾幸能愈,落尽孤山处士花。更惜缘溪负林约,未忘临镜问年华。大官落唾生珠玉,名士伸眉说国家。私议是非吾岂敢?但愁羞见赤城霞。(二)

第一首两句是谦说:我的教学方法是被世人讥为迂腐的,来任汉文总教习一半的原因不过为欣赏西湖的景色罢了。“来杭一半为西湖”,应是化自白居易《春题湖上》律诗的最后两句:“未能抛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是此湖。”联系1899年他致内弟孙仲恺书所说:“(戊戌)政变以后,弟等为犯世忌之人,故交或死,或入海外,或回内地,青苔穷巷几绝人迹,寂冷之状不堪形容。”(《宋恕集》691页)后来的信中还说:“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,虽诚壮不可及,吾恐其将得大祸;即不得祸,亦决不能兴旺也!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,但有空识解,无足当于天下兴亡之数,弟亦喟然受之。”此或可揣测“世所迂”的含义。中四句回忆与诸高材生相处的情况。诗序中说及其时院生分六班,宋恕专课头班。

“举隅”,见《论语·述而篇》,是孔子的教育方法:“子曰: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,举一隅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。”犹言类推,举一反三。先生“举隅”,学生能把其余三隅自反自证,师生间是多么融洽活泼,怎不“天性各适,思境大辟”呢?“夜夜共谈”、“朝朝同对”,学生都把他作为知心朋友,几乎一刻都不愿离开。“心物理”,即关于心(主观)和物(客观)两方面的道理。“质文书”,即古今中外文野不同的各类书藉。许寿裳说:“时章炳麟(字太炎,又字枚叔)著《訄书》排清室,先师与章师交最稔,尝称说先师之名;又曰:枚叔文章,天下第一。此非暗示读《訄书》乎?”但时序匆匆,转眼“菊残桐尽”,黄叶飘落,因与劳乃宣“道不同不相与谋”,孟冬即毅然辞席,拂衣而去。此时此刻,与朝夕相处的学子一旦分手,离别时的伤感意境,即是像清初王翚和吴历这样赫赫有名的大画家,都是难于下笔描绘的。

第二章是病后所感所见所思,及对诸生劝勉之意。他自去冬十二月患病,卧床六十余天,直至春分过半,才与贵林、介石“病后第一次游西湖”。那孤芳傲雪被后人称为宋隐士林和靖“妻梅”的梅花早已纷纷落尽。客冬与友约春初游西溪也只能作罢。刚过不惑,揽镜自照,悲从中来,青春韶华就这样过去吗?去年暑期,与杭城名流游西湖南山情景历历在目:七月初七,杨雪渔、陈兰洲丈先期招同许、樊诸老、金氏兄弟及福建举人名翻译家林琴南为竟日游。杨雪渔,翰林院编修,工诗,曾任学使。陈兰洲工画山水。二人均年六十余,为杭城第一流绅士。许号益斋,年七十八,曾在曾国藩幕。樊号介轩,年六十左右,翰林院侍讲,曾任学使。金氏兄弟皆少年诸生。经清波门西南入山,会于净慈寺侧之茗室。经南屏、九曜,息于大慈之贵人峰,盖去城十里矣!游水乐洞等名景点,前代别墅之区,荒草蔽蹊,但闻水乐,独怆然而涕下。吴越时荣国禅寺建于南高峰,且拓陟径,琉璃金碧,转瞬榛莽,人非猿鸟,何能不悲!作诗十章而自序之,诗中感慨道:“瑶草于今那可寻?九州多难此登临。”

在与妻季穆书中则这样写道:“杭城在籍乡绅以樊介轩为最得大宪心,而最无品学,最喜排挤正人。其品行最优者为杨雪渔太史,惜学识太平常。”大官呢?“新中丞任公,年已八十,闻不喜新政;藩宪、杭守皆旗人,全不通文理;学宪考古学命题谬极,为杭人所笑鄙;按察则一狡猾人。浙中官场,无可期望,时局已死,不能回春”。那些大官舌粲莲花,咳唾珠玉,实则多龌龊不堪。那些名士“以浮嚣为新、闭塞为正”,扬眉空谈国家大事。我岂敢私议是非?但实不敢对他们抱有希望。

末以“但愁羞见赤城霞”作结,原注:“赤城在台,近敝州。”赤城山在台州,毗邻温州。据原注,似乎说我再也不敢私议国家大事,若就此回家,必经过赤城山下,离家也就近了,担心无颜见到那红色的独标一格的赤城山,有点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味道。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:“赤城霞举而建标”。建标,即以赤城山为标记。唐孟浩然《舟中晓望》诗:“问我今何适?天台访石桥。坐看霞色晓,疑是赤城标。”

 

附件下载